父亲写了纠正的信寄去。母亲让他出门顺路带几根葱来，他却i兑“你那事重要照样我这事重要？”
寄出的信无回音，父亲整天企盼，话都少了。我们都不敢再问。终于有一天他舒畅了。他拿起报纸指给我们看，在那中缝里有几行小字，是对父亲意见的认可与向读者认错的。
父亲称心了。
父亲是文化的捍卫者。他为此而生，却并不以此“生存”。比起许多“以文化为饭碗”却在毁坏文化的人，父亲是真人真文化。
父亲在他的家乡，在他的同龄人中，在他的书法家集体里，在他选上的老年大学中，都是佼佼者，常常扮演剑术，朗诵自己作的诗，参
加书法展览。在他的每一幅书法作品上，落款都是“古滇宁洲进德”。因为父亲这样的认故里，我曾随他回到老家去，探访过父亲的中学老
师，在父亲上过的中学里作过讲座。我永远是一个布衣逐一张进德的女儿。
在父亲终身中，他与文化相伴，超过了与亲人们的相伴。当然，父亲还有许多人在与他相伴，那年到海南，父亲提出要去苏东坡1日址，看那村庄茅舍。惜乎道路欠好未成行。在文化的旅途中，秋叶也能与父亲相伴。
去年还乡，我最先了“西南联大”的艰巨工程。这件事受到北大恩师们支持和各界称道。但我清楚，走了五十年，我仍踏在父亲的足迹上。
“西南联大”，这四字是父亲自幼告诉我的。潘光旦，闻一多，刘文典等人如何授课，如何风范，是父亲自幼对我讲述过的。我的爸妈亲俱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的学生，以后又是联大的校外生与追随者。这景仰早就种进了我的灵魂。
我有布衣的父亲，我有布衣的本性。
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，正是靠着这世代的无名布衣传承于山河大地，子子孙孙，因此而植根于民间的。
在生命最后的深思时刻，父亲又再度为他终身的悲哀所冲击。他临走的三天前，在宣纸上最后用毛笔写了韩愈的《马说》：世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。这句话，父亲是举着写好的条幅，含泪念给我听的。
他并不以为，儿女人成功能弥补他终身未酬的壮志。我考上北大时，父亲告诉我，他常自在深夜为自己愤愤而醒。有时他说：“你们的成就不是我的。”
89年，一场风暴袭击我的人生。父亲曾寄信给我说：“你是一个站
着的人。”我常常在心底里，把这句话赠给我的布衣的父亲。他自力的人格，是留给儿女人最高财富。
那些天，面对病重的父亲，我想将明年出的一本书写一个献词，“献给我终身灾祸的父亲逐一我是从他的肩膀上最先走步的。”可是父亲说，让我献给“恩师”。父亲引季羡林老的话说：在世界各国文化中，只有中国是将“恩”与“师”放在一路的。而编辑小桃又说，这本书当是献给全国人民的，这就是父亲常说的“世界”了。
此文写作时，父亲尚在，不须我陪，要我去写作。此文定稿，父亲走了。
此生为人，我的岑岭，将不是金堂玉马，亦不是名噪一时，而是得到父亲所拥有的那份“无位有品，无名有尊”的布衣文化之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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